斯德哥尔摩症：婚姻家庭中的情感绑架与法律应对

“斯德哥尔摩症”？

“斯德哥尔摩症”（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最早源于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银行劫持事件。在该事件中，部分被劫持者在事后表现出对劫匪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拒绝指控劫匪。这一现象引发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心理学理论——“斯德哥尔摩症”。狭义上讲，“斯德哥尔摩症”描述的是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心理反应，表现为对加害者的认同或情感依赖；广义上讲，则可以延伸到任何一方在不平等关系中表现出的情感绑架现象。

在婚姻家庭领域，“斯德哥尔摩症”的表现更为隐秘和复杂。它通常发生在长期处于权力不平等、情感操控或暴力威胁的家庭关系中，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可能会对施害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主动维护施害者的利益。这种状况不仅有害身心健康，还可能使受害者在婚姻家庭纠纷中陷入被动地位。

斯德哥尔摩症：婚姻家庭中的情感绑架与法律应对 图1

斯德哥尔摩症在婚姻家庭中的具体表现

1. 情感依赖： 受害者往往将施害者的认同感与自身的自我价值感紧密相连。即使对方存在明显的暴力或控制行为，受害者仍然坚信对方是唯一能够给予其安全感的存在。

2. 逆反心理： 虽然表面上对施害者表现出顺从，但内心可能充满了矛盾和怨恨。这种复杂的情感状态使得受害者在面对外界的帮助时显得犹豫不决。

3. 认知扭曲： 受害者的判断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倾向于将施害者的罪行合理化或忽视其恶劣行为。认为“他对我不好是出于爱我”“他压力大才会有这些反应”等。

4. 极端保护欲： 在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主动阻止他人（如家人、朋友或法律机构）对施害者采取行动，表现出不理智的保护欲望。

斯德哥尔摩症与婚姻家庭纠纷的关系

在处理涉及“斯德哥尔摩症”的婚姻家庭案件时，司法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1. 事实认定的难度：

- 受害者的陈述往往反复无常或含糊不清，这使得法官和律师难以准确判断事实。

- 施害者可能利用受害者的心理状态，进一步操控其证词。

2. 举证责任的分配：

-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受害者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是不合理的。法院应当适当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负担。

- 对于涉及“斯德哥尔摩症”的案件，律师需要掌握专业心理学知识，以便在庭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主张。

3. 法律适用的选择：

- 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法官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进行判决。

- 针对涉及暴力或威胁的家庭关系，《反家庭暴力法》也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受害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以防止进一步伤害。

4. 心理干预的重要性：

- 法院应当将心理咨询或治疗作为案件处理的重要环节，尤其在受害者表现出明显心理问题时。

- 司法实践中，律师需要与专业心理机构，共同制定合理的法律援助方案。

斯德哥尔摩症的法律应对策略

1. 加强公众教育：

斯德哥尔摩症：婚姻家庭中的情感绑架与法律应对 图2

- 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等提高公众对“斯德哥尔摩症”的认知，特别是在婚姻家庭领域。

- 教育女性如何识别和应对情感操控行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一步明确“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法律责任认定规则。

- 设立专门的心理和法律援助机构，为受害者提供即时帮助。

3. 优化司法程序：

- 建立被害人陈述的特殊保护制度，允许其通过匿名提交证据材料。

- 在审理过程中引入心理师或心理学专家，以辅助法官作出更为公正的判决。

4. 强化部门协作机制：

- 、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应建立长期机制，形成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合力。

- 妇联、社区等部门应当发挥桥梁作用，及时发现和报告相关案件线索。

构建全面防护体系

“斯德哥尔摩症”在婚姻家庭中的存在，不仅反映了个别家庭关系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关注不足的体现。只有通过法律完善、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才能有效这一难题。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多部门联动，打造全方位的防护体系，为婚姻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晴空。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需要以更专业的眼光看待“斯德哥尔摩症”问题，既要依法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又要避免给加害者留下可乘之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