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合同法：的法律体系变革

随着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正式通过，以及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民法典》以其广泛的适用范围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与此《民法典》的颁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其与现行法律体系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尤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关系更是备受关注。许多人不禁思考：《民法典》是否会完全取代《合同法》，或者说，《合同法》在未来是否将被边缘化？在梳理历史背景、分析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探讨《民法典》与《合同法》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实践提供一些启发。

从历史到现实：《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历史渊源与现行法律体系

1. 历史背景：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的演变

我国的民事立法经历了从单行法律到综合法律，再到系统化编纂的过程。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被视为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的开端。作为一部基础性法律，《民法通则》确立了许多基本民事制度和原则，为后来的民事立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民法典》与合同法：的法律体系变革 图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法通则》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内容过于概括，无法应对实践中日益复杂的民事关系；二是缺乏对某些重要制度的明确规定，如知识产权、商事合伙等。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

2. 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双核”结构

在《民法典》尚未颁布之前，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合同法》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具体而言，《合同法》主要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而《民法通则》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民事基本制度和原则。

这种“双核”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两部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二是由于各自独立，导致某些规范之间不够协调一致。

3. 《民法典》的定位与功能

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民法典》旨在整合现行民事法律体系，消除碎片化现象，为民事关系提供统一的基本规范。从内容上来看，《民法典》不仅包含了合同编，还涵盖了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等其他重要民事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并非简单的“大而全”，而是通过科学的体系化设计，使得各编之间逻辑严密、相互呼应。这种体系化设计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又增强了其适应性。

从制度变迁看《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关系

1. 从“单行法”到“法典”的转变：法律形式的变化

在法律形式上，《合同法》作为一部单行法律，主要以规范民事合同关系为核心。而《民法典》则突破了单一领域的局限，形成了涵盖整个民事领域的系统性法规。

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更反映了我国法治理念的深化。通过将分散的民事法律集中编纂，《民法典》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统一和明确的依据，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效率和质量。

2. 从“合同优先”到“权利本位”的转型：制度设计理念的变化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合同法》更多体现了“合同自由”的理念，强调通过合同关系实现私权保障。这种设计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出一些局限性。

相比之下，《民法典》更加注重权利本位的设计理念，不仅强化了对民事主体权益的全面保护，还通过人格权编等新增内容，进一步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尊重。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无疑为未来的民事实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3. 从“局部优化”到“整体重构”：体系化设计的深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民事立法主要呈现为“单行法律 司法解释”的模式。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实践需求，但也导致了法律体系的碎片化问题。

通过制定《民法典》，我国实现了民事法律体系的整体重构，形成了逻辑严密、结构清晰的权利义务规范体系。这种重构不仅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也为未来的法律发展预留了空间。

从典型制度切入：《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具体关联

1. 关于合同编的定位

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编集中体现了对民事合同关系的基本规范。从内容上来看，“合同编”基本上延续了《合同法》的核心条款，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了适当的更新和完善。

《民法典》新增了“情事变更规则”，在维护合同严正性的也为特殊情况下的权利保护提供了依据；还强化了格式条款的规制力度，体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注。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民法典》在继承中有发展的特点。

2. 关于债法体系的变化

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突破了“债权形式主义”的传统框架，在债法体系上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引入了“债的保全制度”，增强了法律规则的操作性；还细化了债务履行的相关规定，提高了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

这种变化不仅优化了债法体系的理论逻辑，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

3. 关于商事合同的特殊规范

在《合同法》中，商事合同一直是重要内容。受制于当时的立法理念和实践经验，《合同法》更多地偏向对民事主体权益的保护，而对商事交易的独特性关注不够。

相较而言，《民法典》通过引入“典型合同”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对商事关系的规范功能。新增了关于合伙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规定的特别条款，为商事交易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

从实践出发：如何理解《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关系

1. 体系整合：从“并行适用”到“统一适用”

在《民法典》实施后，《合同法》并未被明文废止，但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已经形成了以《民法典》为核心的新格局。具体而言：

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原则上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如遇《民法典》未作规定的领域，则可考虑参考适用《合同法》的条款；

但在体系解释上，《民法典》已经为相关法律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这种渐进式的整合方式既体现了对既有法律传统的尊重，也确保了法律制度的有序更新。

2. 功能延续：从“单行法”到“法典编纂”的过渡

在短期内，《合同法》仍然会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其作用。在司法解释尚未完成修订的情况下，法院可能继续参考《合同法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在一些新旧法律衔接的特殊案件中，《合同法》也可能作为辅助依据出现。

《民法典》与合同法：的法律体系变革 图2

这种功能上的延续性为新旧制度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3. 发展导向：从“局部优化”到“整体提升”的转变

通过《民法典》，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实现了从“单行规范”向“系统工程”的跃升。这不仅意味着对既有规则的整合，更预示着未来法律发展的新方向。

《民法典》为未来的隐私权保护、数据权益等新兴领域预留了制度空间；还通过人格权编的规定，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更高层次的尊重。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演进过程，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也体现了法治理念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合同法》作为基础性法律文件，为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法典》作为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则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面向在适用和解释《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体系化的视角出发，既要尊重既有制度的合理内核，又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需求。《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关系应当是继承与发展、整合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制度的功能最大化，推动我国法治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通过这一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在背景下，《民法典》与《合同法》的关系将从“并行适用”逐步走向“体系整合”，最终实现民事法律制度的整体提升和发展创新。这种演进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必将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2. 王利明，《民法典评注》(系列)，法律出版社，2021年。

3. 张新宝，《论我国未来债法体系的构造——基于合同编视角的思考》，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

4. 李明伟，《从〈合同法〉到〈民法典〉：合同制度的变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5. 程啸，《论中的格式条款规制——以第三十九条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4期。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